殖民主义人类学和后殖民批评

关于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个新建的学科，人类学一方面需要资金来进行学科建设，一方面也需要表现自身作为一个学科的功用，殖民政府因而成为英国人类学主要的赞助人。同时新建的人类学机构也为殖民组织培训殖民地治理的官员，最主要的机构包括LSE和SOAS。也因为这种亲密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非洲。作为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学科，进入殖民地田野点的人类学家有意识地将研究主题集中在几个方面，包括land tenure, cod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law, labor migration, the position of chiefs, household budgets。这种主题的集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殖民政府希望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有的治理体系，他们可以借助来使用，用indirect rule或者说，让殖民地的人在基层自治，在获得更大的资源产出的同时，有效地降低殖民政府的总体治理成本(比如它可以减少各种官员和军队人员的投入)。人类学家同时又有意识地把被研究的群体(即被殖民的群体)想象成与世隔绝的静态的社会文化系统，尽管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群体在和殖民政府发生互动，但这些却被人类学家们枉自撇开了。关于殖民主义人类学最大的批评在于，不仅学科本身某种程度上成为殖民主义的帮凶，它们的研究本身最大的缺陷在于无视包含被研究之社会文化系统的更大的殖民主义的系统：对后者缺乏审视和批判，对研究的被殖民的系统静态孤立地观察，对两个系统之间的权力互动缺乏敏感性。后殖民人类学(postcolonalist anthropology)即鼓吹放弃对被殖民的地方社会文化系统的考察，转而研究殖民体系本身和它的权力触角如何延伸到地方上去。

本身的阅读材料亦揭示了功能主义人类学兴起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然而有一个有趣的点，提到Evans-Pritchard的努尔人社会研究时，虽然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他和殖民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从殖民政府那里获得许多帮助和出版资金，另外张老师似乎提及他的许多材料并不是从田野当中获得的，而是在警察局里对当地犯人进行质问时获得的，彰显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然而，Evans-Pritchard对自己的研究伦理并不是没有反思的，有文章提到，他刻意在书中把努尔人的社会描述成没有领袖的民主社会，这一方面破灭了殖民政府试图寻找一个基层代理人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在观念上给西方社会提供了一个另类的更民主的理想的社会样板，因为当时在欧洲关于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有着异常激烈的讨论，似乎君主专制还占有某种讨论上的优势。Evans-Pritchard以一个非洲社会的理想模型表达了他的政治倾向。
[Henrika Kuklick, "Tribal Exemplars: Image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in British Anthropology, 1885-1945", in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Functionalism Historicized: Essays o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另外Renato Rosaldo的文章From the Door of His Tent: The Fieldworker and the Inquisitor[in Wr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对比了Evans-Pritchard的《努尔人》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两书中书写者和田野调查者/宗教质询人在民族志生产上与被研究对象发生的权力关系互动。作者关注的核心是民族志中的modes of authority和descriptive rhetorics，以期建立关于民族志生产的解剖学。这篇文章的核心部分讨论了在上述两本书中，写作者和田野调查者/质询人如何运用修辞性的表达来建立民族志权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而掩盖了民族志生产中存在的权力不平衡的问题。

最后一篇Edward Said的Representing the Colonized: Anthropology's Interlocutors探讨了西方人类学关于非西方社会呈现中存在的权力与表述的问题。在Said看来，西方人类学的表述始终是跟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关联在一起的，是东方主义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