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Kuper, 1996,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Chapter 3 and Chapter 6.这周的阅读主要是讨论英国功能主义学派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功能主义的兴起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背景，功能论者们不满当时人类学界中盛行的进化论与图书馆式的人类学研究，于是由Malinowski开创了功能主义学派的先河。Malinowski的功能主义盛行于1930年代，而1940年代是Radciffe-Brown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主导的时代，到了1950年代则由Leach和Gluckman等人开创的对功能主义范式的更新。
Malinowski的功能主义主要关注bio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ism，讨论一个社区中的家庭生活，经济活动和magic，他的研究导向是individual-oriented。他认为个人具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需求，而社会机制的存在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Radciffe-Brown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因为感到前者无力对社会事实抽象化，并且在研究方法上有一种everything is related to everything的困境，所以他们选择关注社会事实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是system-oriented。他们研究的社会也比前者更为复杂，不仅是人口上更多而且制度建设上也更繁复。
到了Leach和Gluckman这一代的人类学家，对前两者又存不满了。关于功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批评是它对社会的描述是静态的，它无法解释和处理社会变迁。Leach的研究试图在功能主义的框架内增加对历史变迁的解释，譬如他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制》一书中罗列了文化上相对一致的持有三种政治体制的族群，说明三种政治体制在不同的历史和自然社会生态下会发生转化，但这些变化仍然是发生在一个给定的文化框架内的(克钦)。这种处理社会变迁的解释与Marxism存在不同，因为后者认为历史变迁是不断抛弃旧的体制出现新体制的过程，而Leach的变迁是有循环往复的迹象。另外，对于功能主义学派内部传统，Leach不满于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结构的过度关注而忽视个体的能动性，他强调个体为了追求权力和利益而对体制造成改造的力量。
Gluckman和Leach有许多针锋相对的地方，但是相比于先前的功能主义，Gluckman仍然提出他的修正意见。他也关注社会变迁，同时他也留意到社会冲突的普遍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影响。他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寻找一个社会中存在的某一机制，比如Magic和 Ritual，在他看来，是一种表达冲突的方式。人们通过在仪式中表达日常积累下来的不满与愤怒，这样的宣泄可以保证在非仪式的日常生活中社区的和睦共处。Gluckman的功能主义框架内的冲突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冲突论也是不同的，冲突在前者是有限的，而且是借以巩固社区和谐的一种工具；而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则是要从根本上把体制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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