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伯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苏联问题专家，在我看来，他这本书有点类似叶永烈那种朝鲜见闻录，然而伯林当然是要更深入一些。他对苏联文艺人士的访谈和他在观念史上的知识积累，使他能够在战时他所认识和理解的苏联以外，尝试着将这一理解观念化(conceptalization)。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本书中《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和《苏俄文化》两篇文章。他提出“人为的辩证法”这一概念来概括斯大林的统治术。这是一种看似不断革命论的产物，通过持续的紧张和长期的战争动员状态来维持一个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官僚体制对广大人口的控制与治理。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包括统治阶层内部的人，可能连最高统治者也不例外，当然伯林可能倾向于把斯大林排除在外)都要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行动与党的运动风向合拍，但这种敏锐主要可能还是靠直觉。当然会有失算的时候，代价很严重。伯林认为苏联统治阶层用以理解外部世界，规划各项政策的基本范畴，都是来源于马克思-黑格尔的思想体系的。按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会有高潮和低潮之分。但在低潮时期，矛盾和斗争依然是存在的，在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变。伯林就运用这套说法来解释斯大林的统治术。
他认为通过革命建立的政权都会遭受两种威胁。一种是革命过了头，继续巩固和加深革命时，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发展成恐怖运动，譬如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另一种是革命后身心俱疲的冷漠，革命滑向安逸、马虎、道德败坏、机巧钻营，或倒退到某种传统的独裁统治或寡头政治。于是对革命者而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的政权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噬，同时也不能让新政权退回到革命前的老路上去。于是人为地控制革命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原本是自然性的规律，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应当更科学的掌握它)：当革命过了头，往回拉一拉；当革命减缓停滞了，加把火推动。于是我们在苏联的例子里经常看到这种左右摇摆的路线。
伯林这种归纳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观念性的总结和经验，尤其是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亦有十分相符之处。接下来的问题，也是伯林没有讨论的，就是由苏联经验得出的一个概括，为什么同样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适用，纯粹因为它们同样是社会主义体制，还是有更多的启示？
在比较苏式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和毛式运动型+苏式官僚的混合型体制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对政治运动相似的重视，当代中国史上的政治运动也是这般左右摇摆。但有个小小的不同之处在于，似乎斯大林是比较能把握火候的(或者他停止运动也是为形势所逼？)，毛则一鼓作气想把运动永续地进行下去直到进入共产主义。这种体制的产生纯粹是领导人个人的创造么？还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规划工程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即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建立这样一个体制)？如果参看先前王绍光的文章，王认为毛57年的反右运动是有某种偶然性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毛本人是十分相信运动方式的，对这一传统的信赖可能来自于他在延安时期的整风经验。我想这里应该还有很重要的一些问题需要思考，不是一下子能够理清的。
同时我也尝试思考，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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