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意识形态与语意变化在中国

Tongzhi, ideologies, and semantic change, by Andrew Dick-Wei Wong, Stanford University PhD in Linguistics, 2003

Abstract:

通过档案研究，参与式观察和面对面的访问，本论文考察中文当中“同志”一词的由“工作伙伴”到“同性恋”的语义转变，并且涉及社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中两个中心命题：actuation和transmission of linguistic change.本文讨论关于同志一词的涵义，试图揭示意识形态在语义多样性和描述人和人群的词汇的语意上的变化：可以用名词来标签他们，也可以用形容词，动词和副词来形容他们和他们的行为。作为共产中国一个流行词汇，同志在80年代末被香港的同性恋团体和同性恋维权分子/活动家们挪用。本文通过对同志一词在三组人群里的使用或回避，包括同志活动家，同性恋者和香港东方日报的记者，来展示这个词在语义学上的纠葛和纷杂，以及它的转变的动因(actuation)，传播方式和途径(transmission)。

就像声音的转变，语义转变是由说话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述的需要而促动的。同志一词的语义转变的发生是因为同志活动家发现在原词上依附的旧的意识形态，并且开始在与外人交谈时使用它来指代/表达(index)一个公共的，集体性的甚至有时是政治上的姿态。因此，像同志这类词并不仅仅用来指认实体。像语音资源一样，这类词具有表达姿态(index stances)，传达意识形态(convey ideologies)和投射角色(project personae)的功能。过去许多文献强调语言使用者(speakers)在语言转变当中的重要角色，在此论文中，我也认为语言本身不会自发的变化，而语言使用者通过运用语言使其发生变化，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是有意识地去改变；相反，语义变化经常是有意图的活动带来的无意识的结果，而这些有意图的活动通常是为取得其他一些表达上的或社会性的目标。

当语言使用者改写语言在旧的意识形态下的标签涵义，并且以一种新奇的方式再次运用这个标签时，语义转变发生了；但这种新的标签涵义能够传播多远还要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在香港，尽管同性恋活动家经常使用同志一词，但其他男女同性恋者本身很少使用这个词，那是因为非活动家们关于同性欲望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与同志这个标签有着尖锐冲突。简单地说，同志一词不仅指代那些爱慕同性之爱的人，也隐射出那些非活动家们所不具有也未必认同的政治上的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及其意识形态。许多非活动家们(Non-activists)相信性欲(sexuality)，尤其是同性之间的欲望并不是他/她们认同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其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和社交生活上并不重要，而且应当与生活的其他部分(如工作和家庭)区分开来。对他们而言，男性同性恋，女性同性恋和同志未必强调性向(sexual orientation)，当他们讨论与性欲相关的问题时，他们倾向于不提及那些同性间的欲望；他们用比较委婉的方式称呼相近的人群，譬如go-di yan(广东话音)“那些人”或mem-ba“成员”。

与这些并不参与同志运动(Tongzhi movement)的同性恋者对于“同志”一词回避的态度相反的是香港主流媒体中高频度的使用。通过对东方日报报道中同志一词使用的分析揭示出同志作为一个对记者们而言方便的标签，能让他们轻松地将男女同性恋者以及其他一些性向上的少数群体(sexual minorities)，那些他们认为的非道德的，下流的和病态行为的人组合在一起。记者们运用同志一词可能是语义松动(The flexibility of word meaning)和语义论争(meaning contestation)的结果。语义论争是不同社会地位的语言使用者试图在语言使用上记录下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即使特定语言结构和形式依附上多种且仍有争论的语义。这种论争使语义的解释超越外在的口头讨论，到达应用的层次；也因此它有助于通过语言的使用使个人利益合理化，和使个人观点成为某种“真理”(naturalize one’s viewpoint as the “truth”)。语义论争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斗争形式，语义多样性和语义转变也因此是权力斗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