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逾越的心坎

陈平原的<大英博物馆日记>中写到他在德国访问时和W教授争吵.W教授认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具备"世界视野",一个例证是中国没有像西方很多国家一样建有收藏东方文物的博物馆.两人争吵不休.最后陈火了(这么温文儒雅的教授阿),脱口而出,你们博物馆那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W教授噤声,但显然两人都互相不服气.

在凌志军的<中国新革命>中也有这么一个桥段.

"1999年5月27日，法院开庭审理微软起诉亚都一案。有好一阵子，中关村里人人都替亚都捏了一把汗，觉得它就要声誉扫地了。可是法官却戏剧性地注意到某些事情，或者说没有注意到某些事情。微软不是在起诉“亚都科技集团”吗？可是它的调查人员一时糊涂，拿出来的证据都是“亚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两个公司同在上地亚都大厦中，前者是母公司，后者是子公司，虽有亲缘关系，但毕竟不是一家。法官就这样找到了法律依据，驳回微软的诉讼。他费了好大力气，终于让微软明白，它告错了人了。这一边，何鲁敏迅速发动舆论--就像他自己后来承认的，“那时候北约轰炸不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稍微引导引导，就不一样了”。 　　 　　 　　 　　

微软卯足力气打出一拳，竟打错了人，不免尴尬，有意识到天时地利都是负数，只好暂时收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亚都债台高筑，同时面临60场官司，其中59场都是败诉，只有和微软这个官司除外。何鲁敏在很长时间里都挺紧张，以为必输无疑，所以态度一直都很温和。到了在法庭上面做最后陈述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占了上风，所以满心怒火喷涌而出。他在很多年后和朋友谈起当时情形，已经心平气和，承认那是“最后的狡辩”。他先指出微软“告错了对象”，接着面带讥讽地说：“我跟你实话实说，‘盗版’是事实。我本人虽然并不负有法律责任，但是我不反对这种事情。我不反对用盗版。”旁听席上的一大堆人，都被这话惊得张大嘴巴。他有自问自答：“为什么？这个和我受的教育有关。我在清华大学读过书，前后十年间，每天下午我得体育活动就是到圆明园去跑一圈。圆明园告诉我，别人的东西是可以抢走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是可以杀，可以抢，可以偷的。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说这是犯罪。我就是受了这个教育。这个教育告诉我可以偷，可以抢，没什么问题。”这是中关村司法史上最不讲理的一片大道理，最无视法律的一套辩护词，也是好多中国人的真实情绪。根据在场者的回忆，当时庭上掌声雷动。被告受到鼓励，转过脸来，面对原告，继续说：“我这个观点纯粹是你们教的--无论是错还是对”。这时掌声又起，倒好像他不是被告，而是伸张正义的英雄，可惜新华社后来要求自己的记者在公开报道中不得提起这些话。"(《中国的新革命》，P276-277)

非西方社会科学学者如今强调要发展出本土理论,因为他们在学习和应用根植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时发现了它们可能的水土不服症状,而且时常出现生搬硬套的问题,缺乏历史和比较视野,即不够重视本土实际经验,而是带套,带着先见的观察分析.一些显然易见的例子是现在的老牌发达国家指责一些新兴的发展中/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带有"新/后殖民主义"的扩张倾向.在这些新兴国家中也有人在强烈支持这种言论,但他们是否批判地分析梳理过这些外来的强势的话语,仍值得部分地怀疑.表态本没有什么问题,令人犹豫的是不经过大脑的表态.我们应当承认前日不落帝国一个世纪的荣耀里,东印度公司功不可没;马关赔款也给了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东洋在19世纪末的崛起一臂之力.

当然当我们撕开一层虽然不一定伪善的但的确可能是缺乏历史眼光多姿色彩的面纱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任何崛起都不可能没有"扩张",因为时空和各大领域的资源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总是有限的.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而言,虽然我们不能绝然地将A的失与B的得对立起来,不能排除"双赢"的存在,而所谓双赢,其本身就是在多个变量里,在ABCDEF...各自得失的妥协里了.